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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美贸易摩擦中知识产权的作用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2019-11-08 08:30:32

近年来,随着世界主要经济体新知识和新技术的开发和应用日益增多,知识产权在国际贸易中的含量不断增加,与知识产权相关的贸易纠纷和贸易壁垒也大量出现。2018年3月爆发并仍在蔓延的中美经贸摩擦的起点和焦点是知识产权。

历史在重复中前进。作为一个世界贸易和金融大国,美国一直把国际贸易政策作为实施国家竞争战略的重要手段。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的中美贸易摩擦与当前的中美贸易摩擦至少有两个相似之处:①日本和中国都是发生贸易摩擦时美国贸易逆差的主要来源;(2)当贸易摩擦发生时,中日两国经济都在快速增长,科技实力也在快速提升。本文研究了知识产权因素在中美贸易摩擦中的作用,分析了知识产权与国际贸易的关系,并对中国制定应对中美贸易摩擦的知识产权战略提出了一些建议。

日美贸易摩擦概述

20世纪日美之间的贸易摩擦主要是由美国相关行业的企业和组织的不满和抗议、美国政府对国内高技术产业竞争力迅速下降的政治焦虑以及这种不满、抗议和政治焦虑的相互强化作用造成的。从所涉及的工业部门来看,随着日本战后经济的复苏和高科技产业的蓬勃发展,摩擦的关键产业逐渐从纺织、钢铁和彩电发展到汽车、电信和半导体。其中,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半导体问题是日美贸易摩擦的转折点,标志着以知识产权为核心的“产品摩擦”向“技术摩擦”的转变。从解决方案模式来看,这基本上是一种混合了各种措施的“鸡尾酒”模式。这些措施包括:日本对美国出口的独立限制,增加对美国的投资,提高对美国的关税,与主要发达国家共同努力迫使日元升值,以及日美分阶段工业协定和一揽子经济结构协定。从解决方案的效果来看,在强大的外部压力下,日本企业和产业通过监管改革和自主创新进入了更高的发展阶段。

在贸易摩擦过程中,美国对日本贸易的主要压力类型包括三个方面:①自愿出口限制和其他出口限制(如有序营销协议),主要体现在纺织、钢铁和彩电行业(表1);(2)市场准入措施,包括启动“面向市场的部门选择协议”、建立“结构性经济对话”和签署“美日结构性倡议”等。(3)注重成果的措施旨在寻求美国的单边利益。“Super 301”等具体措施是半导体行业的典型措施(表1)。

除了直接贸易手段,美国还在金融和汇率等许多方面打击了日本。1985年9月,美国、日本、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法国和联合王国签署了旨在通过各国政府调整利率来引导美元贬值的“广场协议”(Plaza Agreement),从而达到增强美国产品出口竞争力并最终改善美国大规模贸易逆差的目标。广场协议签署后,日元升值,日本的贸易顺差和出口增长因过度依赖出口和投资而放缓。

日美贸易摩擦中的知识产权因素

里根政府加强知识产权在国际贸易中的作用

里根政府于1981年开始执政时,美国的贸易逆差进一步扩大,高科技产业竞争力的迅速下降是一个重要原因。从1955年到1980年的25年间,出口到经合组织国家(美国除外)的高科技产品中,美国的市场份额从35.5%下降到19.9%。这一时期迅速崛起的高科技的代表是微电子技术,它是信息技术的基本核心。它对整个行业、整个社会和整个世界都有影响。

为了研究对策,美国总统里根于1983年6月成立了由学术界和工业界代表组成的“总统工业竞争力委员会”,并任命领先的信息技术公司惠普总裁约翰·杨(john young)为主席。该委员会分别于1985年1月、1987年4月和1988年9月向里根提交了政策研究报告。每份报告都包含了关于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以提高美国工业竞争力的明确而具体的建议。其中,1985年出版的第一份报告《全球竞争——新现实》(Global Competition-The New Reality)中的主要观点直接导致美国加强了知识产权在国际贸易中的作用。报告指出,美国的技术实力仍处于世界最高水平,但由于各国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不足,其技术优势没有在国际贸易中得到有效体现。为了恢复美国工业的竞争力,应该要求美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同时,我们应该扩大知识产权保护的范围,放宽美国反垄断法的适用。

1985年9月,里根宣布实施“贸易政策行动计划”,称美国决心打击不公平贸易,并提出了六项与知识产权有关的法律修正案。1986年4月,美国贸易代表克莱顿·耶特(clayton yeutter)表示,“美国政府将毫不犹豫地使用一切武器来保护美国企业的专利、版权、商标和其他知识产权。”1987年初,里根向国会提出了《1987年贸易、就业和生产力法案》(Trade,Employment and Productivity Act 1987),并提出了一系列增强美国产品国际竞争力的建议,包括一些与知识产权相关的项目。1988年,里根签署了1988年《全面贸易和竞争法》,增加了“超级301”和“特殊301”,这是专门为保护知识产权而设立的。该法案促使美国国内企业停止进口违反美国商标法、专利法和版权法的产品,对侵犯美国知识产权(特别是高科技专利)的国家进行报复,并将第301条的使用权从美国总统转移给贸易代表。

日本企业与专利制度

当大量高质量、低价格的日本工业产品涌入美国市场时,日本企业在美国申请专利的数量继续创新高。20世纪80年代,日本企业在美国专利商标局(uspto)专利中的份额从12%上升到21%,主要集中在汽车、发动机、制药、计算机、家用电器和办公自动化领域。从1987年到1990年,日本企业在美国授予的专利数量是美国专利商标局当年授予的三大专利(表2)。

在美国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环境下,大量日本高科技产品进入美国,大量日本企业申请并获得美国专利,导致美国专利持有者频繁对日本企业提起知识产权侵权诉讼。1982年,ibm起诉富士通侵犯其软件版权。经过六年的诉讼,富士通在1988年向ibm支付了8.33亿美元的软件使用费。然而,日本企业迅速适应形势,调整策略,并采取了相应措施:三菱电气设立“知识产权总部”,日立公司以侵犯专利为由对摩托罗拉提起反诉,而日本电气则与英特尔公司一起赢得专利诉讼。

在此期间,美国参议院分别于1988年6月和1989年2月举行了两次听证会,调查日本专利制度及其申请是否对美国企业公平。1989年7月,美国参议院总结并发表了16期有关日本专利制度的论文,成为后来日美合作的核心内容

表2从1982年到1990年获得美国专利的前5家公司

1号

第二

第三

4号

5号

1982

货币

日立

美国无线电公司

美国国际商用机器公司

西门子

1983

货币

美国国际商用机器公司

at&t

美国无线电公司

日立

1984

货币

美国国际商用机器公司

日立

东芝

at&t

1985

货币

东芝

日立

美国国际商用机器公司

at&t

1986

日立

货币

东芝

美国国际商用机器公司

佳能

1987

佳能

日立

东芝

货币

飞利浦

1988

日立

东芝

佳能

货币

fushi

1989

日立

东芝

佳能

fushi

货币

1990

日立

东芝

佳能

三菱电气

货币

结构协议中知识产权问题的协调

美国政府认为,日本专利制度中存在的问题是“非关税壁垒”,相应的谈判应该在经贸谈判中进行。因此,两国政府决定在日美贸易委员会中设立一个“知识产权工作委员会”。这是两国政府第一次在达成与贸易有关的协议时成立知识产权特别委员会。从1988年8月知识产权特别委员会的成立到1994年6月日美结构性协议的缔结,尽管日美两国都发生了政权更迭,但该委员会在日美结构性谈判中始终占有一席之地,并为在最终结构性协议中体现知识产权的内容做出了实质性贡献。1994年8月基本达成的“日美专利协议”体现了两国积极回应对方关切的态度和措施。

知识产权与当今世界的国际贸易关系

知识产权在日美贸易摩擦中的地位和作用充分证明了当今世界知识产权与国际贸易的关系。

知识产权是国际贸易摩擦的始作俑者。日美在高科技领域的贸易摩擦时期正是美国知识产权制度调整时期和国际知识产权制度改革时期。这三个时期的重叠往往会让人夸大知识产权因素在日美贸易摩擦中的地位和作用。日本在高科技领域的崛起给美国敲响了国际贸易的警钟。然而,美国当时面临的问题绝不仅限于国际贸易。越南战争和石油危机对美国的影响直接将美国经济带入“滞胀”泥潭。当时,美国实施了一系列措施,包括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政策,旨在推动美国经济突破“滞胀”的困境。可以说,知识产权是国际贸易摩擦的始作俑者,但它不是解决国际贸易摩擦的核武器。

知识产权是管理国际贸易的重要工具。美国的知识产权政策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美国利用日本和美国之间的贸易摩擦,大大加强了知识产权在管理国际贸易中的作用。美国一贯重视利用其国内法来管理国际贸易。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日美贸易摩擦最为严重的时候,美国一再修改《贸易法》,完善了“301条款”体系,建立了专门针对知识产权保护的“特殊301条款”,从而空前提高了知识产权在处理国际贸易实践(包括国际贸易摩擦)中的地位和作用。1994年,世界贸易组织(世贸组织)成立,《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诞生,成为世贸组织三大基本协定之一,进一步加强了知识产权在国际贸易中的管理作用。

知识产权政策是国内对国际政治和经济格局的回应。知识产权是国际化程度最高的国家政策。日本和美国在两国贸易摩擦中知识产权政策的演变是观察国家知识产权政策和国际经济贸易格局的极好模式。美国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政策和日本的国际协调政策都是对当时国际政治和经济形势的回应。这种反应有时是积极而直接的,就像在美国一样。有时它是被动的和延迟的,如在日本。无论是哪种情况,国家利益都是最高优先。

从我国的情况来看,我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和政策经历了一个从被动到主动的过程。改革开放后,中国先后建立了涵盖商标、专利、版权等内容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并多次修订和完善相关法律。一方面,知识产权政策的演变是为了适应国内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例如,在中国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背景下,制定了《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另一方面,也有必要参与国际交流。随着中国参与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国内外企业对知识产权保护提出了新的要求,推动了知识产权政策的发展。

对中国的启示

自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以来,知识产权一直是两国关系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中国在这个问题上采取了与日本相似的策略,即被动地回应和拖延美国的要求以及国际政治和经济格局的变化。党的十八大以来,这种局面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党的十八大以来,以最高指导文件为导向、以工作部署文件为导向、以法律和规范性文件为主导的中国知识产权保护体系日益完善。以司法保护为主、与行政保护密切相关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运行机制基本健全。根据法律程序,建立和调整涉及广泛利益攸关方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能力不断提高,这使我们有了更多的战略选择。在研究知识产权在日美贸易摩擦中的作用的基础上,提出了四点启示。

美国善于使用一些不明确的词语来调动民间、公众舆论和政治资源,形成压力,迫使竞争对手让步。例如,在与日本的贸易摩擦中,美国参议院就日本知识产权政策提出的16个问题中,第一个是日本“许可办公室的审查工作并不独立于交通工业部的产业政策”这个问题给人的印象是“日本的专利审查不是独立的”,独立审查是专利审查的基本要求,不能独立审查的专利制度是一种异常的专利制度。美国参议院这个模棱两可的问题可能会导致日本专利审查制度被完全否定。在中美经贸摩擦中,美国对中国的类似指控是“强制技术转让”。这一指控非常有说服力,尤其是当一些媒体把美国的指控与一些对中国知识产权保护不力的评论放在一起时,它几乎可以达到“真正的”杀戮效果。至于ftt,美国政府尚未能明确界定。它的意图显然与指责日本的评论不独立相同。事实上,一些学者已经指出了ftt的不足之处。我们有必要参照日本在与美国打交道时的一贯做法,“厚此薄彼”,一个接一个地着眼于正确的方面,揭穿对手的逻辑欺骗。

积极为国际贸易中的知识产权管理创造条件。用知识产权来管理国际贸易,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长臂管理”。利用日美之间的贸易摩擦,美国颁布了1988年《全面贸易和竞争法》(Comprehensive Trade and Competition Law)来补充1974年《贸易法》,完善了“301条款”体系,将知识产权与美国国际贸易联系起来,为其实施“长臂管理”奠定了法律基础。随着我国科技水平、产业水平和国际贸易水平的提高,国际贸易管理是充分发挥知识产权作用的必然任务。要完成这一任务,除了加强知识产权话语权之外,我们还应该借鉴美国的做法,制定和完善相关的法律制度。在法制基础上,灵活运用国际化程度最高的知识产权制度管理国际贸易。

对知识产权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和作用的正确理解既不夸大也不轻视。中美经贸摩擦的主要焦点之一是知识产权问题,这实质上是大国之间的经济竞争。随着中国经济实力和科技实力的提高,中美之间的差距正在不断缩小。为了保持其全球地位,美国将不可避免地重新获得它用来对付日本的贸易战武器。虽然知识产权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重要,但我们应该认识到,知识产权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国际贸易的关键节点和环节,而不是所有的节点和环节。只有正确认识知识产权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和作用,才能更好地发挥其作用,妥善解决中美经贸冲突。

战略性地选择多个维度来帮助贸易摩擦中的知识产权。在发动对日贸易战的同时,美国也采取了一系列金融和汇率措施打击日本经济。广场协议的签署大大增强了日元,降低了日本出口的竞争力。美国迫使日本开放其金融市场,加速了泡沫的形成,并最终导致泡沫破裂。对我们的启示是,在处理美国有意挑起的贸易争端时,我们可以通过选择有优势的地区进行反击。(作者: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所刘海波;中国科学院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日本东京大学未来前景研究中心;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所张亚峰。对《中国科学院学报》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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